“就业下沉”愈来愈成为1种社会现象。之前，清华、北京大学毕业生卖猪肉、下街道、进小学等新闻均引发1阵阵舆论“轰动”。近来，类似的新闻层见叠出。最新的1例是人大、武大等名校毕业生进卷烟厂当工人。对作出如此选择确当事人来讲，这是在对教育投资回报率和个人现实情况进行利弊权衡后的结果，无可厚非。但脱离个体的微观语境，“事出反常”的现象仍有值得思考的地方。
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%大关，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自此迈入普及化阶段。而且随着研究生招生的不断扩容，此时的高学历不再与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“天之骄子”的定位进行捆绑。这意味着，当大批受太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，1方面，他们没法全部被以往人们传统认识中的“高大上”的工作岗位吸纳;另外一方面，他们的培养目标及质量也已与传统意义上的“高大上”智识工作存在1定偏离。结果就是职业挤占，没能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谋求到理想职位的人，不能不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寻觅机会，人们所谓的“高分低就”“就业下沉”由此出现。
“高分低就”，本质上属于过度教育，即受教育者的知识和技能超越了工作本身所需。有研究发现，在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中，过度教育存在的比例和程度不同。越晚诞生的1代，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，家庭教育投入普遍提高，剧烈竞争之下，更容易出现对高学历的过度追逐，反应在就业上就是就业人群学历上移明显，高文凭人群挤占低文凭人群岗位现象突出。过度教育不但会使个体承受较为持久的薪酬惩罚，而且从全部社会的角度来讲，也是1种教育资源的浪费。
不过，值得指出的是，前述的过度教育，其实不是总量上的过度，更多的是1种结构上的失配。具体到前述卷烟厂招聘个案，“卷烟”“包装”的流水线工作，熟练的技术工人完全可以胜任，以此为代表的制造业岗位也曾是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者的“主场”。但如今，这个“主场”上的选手们变了。教育失配下，低文凭者在劳动力市场中明显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。而与之同时出现的情况是，1些制造企业长时间遭受“用工荒”。“大材小用”与“无工可用”不过是教育失配的1体两面。
避免“大材小用”，经济增长是根本之道。惟有不断实现产业升级、加快推动新经济发展，方能创造足够多的能吸纳高学历劳动者的工作岗位。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多层次的人材支持，特别离不开金字塔底部数量庞大的职业技术教育接受者。最近几年来，国家层面接连出台新政，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发展，对职业教育作出的“与普通教育不同类型、同等重要”的定性更是可谓“定心丸”。但是在现实中，职业技术教育延续遇冷，“普职分流”遭到家长抵牾，1些在地化利用型本科院校虽在职业教育转型升级方面作出有益探索，不过影响力照旧有限。
1些学生和家长明知选择普通教育的投资回报率不及职业教育，但仍绝不犹豫地选择前者。这固然与职业技术教育目前在教学质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关，但更加根本的，则与当前的社会评价体系有关。在当前的社会评价体系中，职业教育意味着低人1等，被认为是“无奈之下的被动选择”。“白领”1词即使已在“996”“打工人”等的叙事中被不断祛魅，但仍被认为稳居劳动力“鄙视链”上游。如此僵化单调的评价体系1日不变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失衡就无以减缓，“就业下沉”“用工荒”也将延续存在。而由1个个被错配的人生所拼凑起的，也将是1个失去弹性的社会。(作者：莫洁，系媒体评论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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